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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岭南民俗文化的现状与发展
作者:关溪莹 添加时间:2008.9.14 来源:岭南文化与岭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提要] 岭南民俗文化是在南越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和地域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它没有承载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迫力,尚实效,重功利,开放兼容、崇新善变,促使岭南社会在近代反封建和当代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曾两度领天下之先。这些特质在成就岭南的辉煌之后,在当下社会很大程度上桎梏了它的发展,我们应该本着批判扬弃的原则,促使其向宏观、理性、深度的方向转变,寻找岭南民俗文化现代化的最佳路径。

  [关键词] 岭南  民俗  多元  传统  现代 

  一、岭南概况

  在江西、湖南与广东、广西四省的边境,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被称为五岭,从古籍中考证凡属五岭以南,即为岭南地区。它位于中国最南部,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枕南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是以今天的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一说揭阳岭)为界与内陆相隔。大致包括广东省、广西省、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云南省东部、福建省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岭南是一个历史概念,各朝代的行政建制不同,岭南建制的划分和称谓也有很大变化。学术界对岭南的领域有不同见解,有的将其狭义为广东的代名词, 有的将其广义为包括广东省、海南省、香港行政区和广西省的大部分地区。

  1958年在广东韶关发现的“马坝人”头骨化石,其体质特征属于早期智人(古人),证明了岭南的人类史已经上溯至12.9万年前,比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人类——巫山人,晚了180万年。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黄河和长江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岭南土旷人稀,又多密林水泽,加上五岭的阻隔,所以开发也迟一些。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岭南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锄耕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逐渐进步。

  秦代以前,岭南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南越是我国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古老民族——百越族 的一支,与中原楚地的经济文化交往日渐频繁。公元前206年,龙川令赵佗“自立为南越王,都番禺。”  同年,汉高祖刘邦创立汉王朝,他面对汉初的严峻形势,“为中国劳苦,故释佗不诛。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与部符通使,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与长沙接境”。 向岭南开放了边境贸易,征收南越国向皇帝缴纳的“驯象”、“能言鸟”等贡品,而对南越国的体制未作任何改变,对其施政也不加限制。

  岭南建置之初与中央政权的特殊关系历代延续,虽然其内部的行政区划时有变更,但是中原政府对这个边陲之地的控制一直因地制宜,使岭南保留了很大的政治、经济、管理自主权和一种自然而然地与中原隔绝的“独立”状态,为岭南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氛围。

  二、岭南民俗文化特征

  (一)农业文化与商业文明并重

  早在4500年前,古南越族人民就创造了以稻谷为主粮的农业锄耕文化。岭南除盛产水稻外还盛产水果,菠萝、荔枝、香蕉、木瓜被称作岭南四大名果。中原民众四次大规模的南迁为岭南人民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载“粤俗之大较”,这些节日带有浓重的农业色彩:

  迎春竞看土牛,或洒以菽稻,名曰消疹;啖生菜春饼,以迎生气。……十六夜,妇女走百病,撷取园中生菜,曰采青。十九日挂蒜于门,以辟恶。广州谓之天穿日,作餺饦祷神,曰补天穿。二月祭社,分肉小儿食之使能言,入社后,田功毕作。

  《羊城古钞》中的“广州时序”也记载了一些与农事有关的习俗:

  立春日,有司逆句芒、土牛。句芒名拗春童,着帽则春暖,否则春寒。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二月,始东作,社日祈年。师巫遍至人家除禳。望日,以农器、耕牛相市,曰‘犁耙会’”;“四月八日,江上陈龙舟,曰‘出水龙’,潮田始作”;“夏至,磔犬御蛊毒,农再播种,曰‘晚禾’。小暑,小获;大暑,则大获。随获随莳,皆及百日而收。

  同时岭南民俗中的商业文化特质使之卓而不群。岭南拥有较长的海岸线,早在汉代已有港口徐闻、合浦,有全国屈指可数的具有内外商品集散功能的商业都会——番禺。岭南人在汉代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中原、荆楚、黔蜀、闽浙以及南海诸国多种货物的集散地,还使中原与天竺国(印度)、大秦国(东罗马帝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十六世纪后,海上丝绸之路又开辟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使岭南与欧洲、美洲开始了往来。由于贸易日盛,人们“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不务农田”,“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而从之” 。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也积极地发展经济作物,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创造了桑基鱼塘和围垦沙坦的农作方式,除了水稻外,大力种植桑、甘蔗、菱角和各种水果,养殖鱼、蚕,这些经济作物的发展又带动了缫丝业、水果加工业、制香业、包装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岭南百姓民俗生活中的商业文化特征越来越显著。

  关羽本是三国名将,因忠义守节被后世崇奉为神,中原民众将其视为忠义、神勇的象征。在岭南,关帝庙为仅次于天后、龙母的三大寺庙之一,作为“武圣人”与“文圣人”孔子并立。在浓重的商业文化氛围中,岭南民众基于自己的文化观念对这个起源于农业背景的神进行了“文化重构”,注入岭南独特的“向财重商”的文化因素,使它的神格由忠义神转变为财神。在珠三角一带的商家店铺几乎家家都供奉关公,这种财神信仰甚至改变了内地的关公崇拜之风尚,使千百年来中国百姓生活中的忠勇神关羽成为现代社会财星。

  在岭南民俗中还有大量具有求财象征意义的民俗事象和民俗行为。广州近郊各乡以农历正月二十四日为食生菜之节,乡民会聚一处,大啖生菜,吃完还要带些生菜回家。“菜”与“财”谐音,吃生菜即象征生财之意。新年舞醒狮有“采青”之俗,为取吉祥,常在正门上方以细绳垂系一棵生菜,菜下挂一封利是,在锣鼓鞭炮声中,醒狮跳跃起舞,直至将“菜”衔到口中方为大吉,这一活动亦寓意生财。此外,广州买发财大蚬的春节旧俗,重阳节的登高转运,梅县客家人的新年初三送穷鬼,阳江新春初一的行大运等等,都体现了在浓重的商业风习中,岭南民众突破“循规蹈矩”的农业意识,求财求运的功利愿望和投机心理。

  可见,岭南商业文化的形成亦是自然自发,由广大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创造承载的。在浓厚的农业文明背景中凸显商业文化氛围是岭南民俗文化的第一个特征。

  (二)传统民俗与现代时尚交织

  南粤民众在岭南大地上繁衍生息了十余万年,他们创造了许多具有地域特点的民风民俗,虽然岭南是全国改革开放、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但是这些古老的习俗惯制并未在现代化的风云中黯然失色,仍然是岭南的象征。

  以岭南的传统食品和居住习俗为例,岭南小吃、点心和粥品大多是民间流传之物。岭南古属楚地,端午纪念屈原的风俗一直盛行,粽子早有名气。《广东新语》记载:“广州之俗,……端午为粽,以冬叶裹者曰灰粽、肉粽;置苏木为红心,以竹叶裹者曰竹筒粽;三角者曰角子粽,水浸数月,剥而煎食甚香。”以竹叶裹的竹筒绿豆粽,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盛行;以苏木为红心的碱水粽,仍是东莞农村的端午节必备之品;久富盛名的肇庆裹蒸粽也是肇庆民众端午节、春节时的传统节日食品。粥,古称“糜”, 潮琼两地的群众至今仍沿用此古语,不管年岁丰歉,他们几乎每日食粥。在广州著名的粥品有状元及第粥、鱼腩粥、坠火粥、艇仔粥等等。广东点心以岭南小吃为基础,几千年来广泛吸取北方各地、包括六大古都的宫廷面点和西式糕饼技艺发展而成,足有一、二千种之多。代表名品有薄皮鲜虾饺、荷叶饭、娥姐粉果、叉烧包、荔浦秋芋角等,仍然是岭南大街小巷、茶楼酒店的常见之物。

  客家围龙屋是岭南著名的传统建筑,其分布与客民分布相一致,多在山地及丘陵区域,以东江上游嘉应州一带及粤北各地为主,并延入广西、赣南、闽南诸地。曾昭璇先生认为客家围龙屋的独特构造是与客家人生活中的诸多需要相辅相承的,客家人是古代中原移民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或为逃灾荒,或为避战乱而移入岭南。由于移动急速,受到当地土著居民的剧烈反抗,由此形成了他们既有农业形态又有防御特征的独特住宅建筑形式。这种住宅形式有利于客家族人团结自卫,巩固了客家民系的宗族观念。 即使进入现代社会,客家围龙屋仍然广泛存在于岭南地域的客家居住区,保持着坚韧的文化持久力,岭南传统文化的深厚与顽固可见一斑。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岭南大地也在尽情地上演着一幕幕现代时尚。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岭南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岭南尤其珠三角地区成为中西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主阵地,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时尚率先在岭南大地上演。以节日民俗为例,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等大中城市和农村,过“洋节”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每当圣诞节前夕,在所有的城乡商店中,到处是圣诞节的节日礼品和用品,圣诞卡、圣诞树、圣诞礼物以及圣诞食品和圣诞之夜等文艺活动,使古老的大街小巷弥漫着西方节日文化氛围,其它的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也成为岭南民众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过洋节,珠三角城乡近十年来,无论男女老少,过生日都要吃蛋糕、吹蜡烛、唱生日歌、许愿,而且在夜间举行仪式,统统都是西方的风俗,即使在农村也很普遍。充分吸纳西方现代社会的风俗时尚,使岭南地域的民众生活充满现代色彩。

  传统民俗与现代时尚交织在一起,在岭南的城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常常上午喝早茶,下午去冰室吃冰淇淋,晚上在酒吧流连;在广州荔湾区,传统的骑楼、西关大屋与独具异国风情的沙面洋房互相掩映;在珠三角地区,粤语、英语和普通话同时被使用,是办公、经商、旅游、日常交往的通用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特征愈加显著,成为岭南民俗文化的一道风景。

  (三)开放创新与保守陈旧呼应

  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陲位置使岭南受中原思想文化的浸染较弱,没有过重的历史负荷;海上贸易开展得较早,铸成岭南民众的海洋文化性格: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乐于接受新事物,这与中原地域循规蹈矩、固步自封的文化性格截然不同。尤其近三百年来,岭南精英们创造的大文化传统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文化个体。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地理位置使它具有革命性、破坏性、爆发力和生猛风格,铸成岭南文化特异的品格:不重传统,不畏权威。这种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岭南文化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康梁主持的维新变法、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都发源于岭南。大传统的这种鲜明品格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几千年大小传统互动的结果,它也进一步强化了岭南地域开放创新的民间传统。

  以粤菜为例,粤菜由广州菜、潮汕菜、东江菜组成,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它是在汇集岭南各地民间传统美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各大菜系精华,借鉴西方食谱之所长,融会贯通而成一家。粤菜“无所不食”的用料之广泛体现了岭南民俗文化开放兼容的品格,20世纪80年代后,良好的经济环境吸引了各地饮食文化进入岭南饮食市场,岭南民众不排斥、不抗拒,而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各种饮食文化兼收并蓄——敢于接受、善于理解、精于变化。象川菜讲究调味的多、厚、广,风味以麻辣见长,而在岭南食辣容易上火,不受欢迎,于是岭南的川菜麻辣风味大大淡化,颜色偏轻,同样受到欢迎;兰州拉面本以牛肉老汤为拌料,但到了广州则变为牛肉清汤。岭南饮食文化经过融汇、提炼、创新,吸纳八面来风,突出了自身的品牌。

  岭南文化处于中原文化圈的边缘位置,按着“民俗传承周圈论”理论:“(民俗事象)从中心地形成一次性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其变化的结果表现为向周圈的分布”。 越向周边传播,民俗事象越薄弱越零散;同时,当传播中心发生变化,边缘地带的变化也是滞后的、缓慢的,造成传承圈的边缘地带保留有传播中心的原初态民俗事象。岭南民俗文化源于中原文化,两千余年来一直处在中原民俗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之下,由于处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当中原文化中心发生形态改变后,岭南民俗文化并未紧随其后,反倒保存了中原传统民俗文化一些原初的形态,在岭南现代社会中呈现出凝重保守的特殊样态。最显著的例子是语言,以广东为例,在广东境内主要分布着四种方言,即广州方言、客家方言、潮州方言和海南方言, 几乎占全国主要汉语方言的一半,在我国汉语方言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四种方言都由汉语分化出来,都是在民族迁移中,由当时的汉语和迁入地原住民族语言(主要是少数民族语言)接触而形成的地方语言。由于岭南地区政局相对稳定,山川、河流等障碍不利于民众交往等因素,使广东方言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成分,古汉语词汇如食、行、无、睇、企、粥、禾等在岭南方言中经常出现。当中原腹地的古汉语几经流变,终于在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的尘嚣中退出中国人的当代生活的时候,以开放变通为特征的岭南人却满口的古词汇,而且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区域方言,对普通话“敬而远之”,这也算当之无愧的岭南特色吧。

  有学者在研究岭南文化的原生形态时指出:

  秦汉以前的岭南文化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中,保持着这样一种方式——它只选择核心上实际的、对自己有直接利用价值的物质文化,却并不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和生存文化,如只在器物种类等方面显示外来文化的印迹,而在实际生活中,依然保留着野蛮落后的习俗。

  岭南民俗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的确存在这一倾向,这也是它既乐于创造新事物又自发性地固守老路子,开放创新与保守陈旧在岭南同时具有存在合理性的深层原因。

  (四)包容气度与多元品格共存

  岭南民俗文化经过数千年岁月的洗礼已经很难找到古代南越族文明的底色,它对内接受了中原四次大规模移民,对外从汉代开始就敞开大门,接受东南亚、欧洲乃至美洲各国的贸易往来,这些赋予岭南民俗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气度。

  秦朝把岭南作为强制迁徙中原“罪徒”的一个基地,南迁的中原汉人有士兵、商人、征夫、为士卒衣补的女子等,约五十余万人。他们带来了铁制农具、生产技术(牛耕、制砖瓦等)和多方面的文化科学知识,对南海诸郡的早期开放和封建社会的扩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西晋末年,继司马氏八王之乱后,匈奴贵族刘氏入据洛阳、长安,中原人民为了逃避战乱纷纷南渡,形成秦汉之后移民岭南的又一高潮。移民带来冶铁业、畜力拉耙的新农具和新技术,开始掌握农田用水,这些都是岭南生产力提高的标志。北宋末年,中原不断受到辽、西夏和金的侵扰,终于在1276年被新建的蒙古汗国所灭。连年的战乱和天灾使农民被饿死、淹死、被迫逃难者不计其数。当时岭南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地广人稀,大量难民逃至岭南。两宋间移民的规模超过以往时代,不仅有中原人还有大量江南人,他们融合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精华,给岭南文化输送了新的更高层次的养分。

  除了对内吸纳中原移民,岭南民众早就向海外敞开大门。汉代即已形成的以番禺(广州的古称)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穿越河西走廊的“陆上丝绸之路”一同构成我国古代主要的外贸路线,是沟通古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交流窗口。到了唐代中期,这条著名的国际航路发展到鼎盛期,被称作“广州通海夷道”,它从广州出发,经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入波斯湾,直抵东非海岸,沿途所经的山、洲、城、国,共百余处之多。 海上贸易不仅为岭南带来奇珍异货, 还有伊斯兰教、天主教等西方教义。

  悠久的中原移民和海外贸易历史形成了岭南民俗文化以古代南越族文化为基础,融汇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独特内核,使它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强大包容性,对新事物敏感,接受能力强。它可以宽容地对待异己成分,但是由于文化根基薄弱,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元素缺乏整合能力,造成岭南民俗千姿百态的多元品格。以广州古老的商业区——荔湾区的建筑为例,西关古老大屋是清民时期豪门富商在此营建的大型住宅,其基本布局是三间两廊、左右对称,中间为主要厅堂。院内高大明亮、厅园结合、装饰精美,具有浓郁的岭南韵味。骑楼是广泛分布在荔湾区商业街的商业建筑,它起源于2000余年前的古希腊,后来流行于欧洲,近代传入我国。因为适合广州气候多变的特点,逐步成为广州街景的主格局。它在楼房前半部跨人行道而建筑,在马路边相互连接而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长可达几百米至一两千米以上。除了这一中一外两种典型建筑,沙面岛上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群也是荔湾区重要建筑类型。沙面原为珠江冲击而成的一个沙洲,自宋到清代一直是广州对外通商要地,1859年划为外国租界后,陆续设有英、法、美、德、日、意、荷、葡等领事馆及银行、洋行等,形成了极具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沙面建筑群。西关大屋、商业骑楼和沙面洋房是荔湾区三种典型的民俗建筑,他们混杂在一起,但是各不影响。可以说西关大屋是岭南本土文化的代表,历史也最悠久,但是商业骑楼与沙面洋房并没有吸收它的建筑元素,而是自成风格;同样,荔湾区后世的民居也没有借鉴西方建筑元素,而是秉承西关民居的传统风格,只是繁简不一,又出现了近代的竹筒屋住宅等建筑形式。缺乏文化整合力造成岭南民俗世界的纷繁各异,使人宛如置身于“花花世界”之中。

  三、岭南民俗文化评析

  本文探讨的岭南概念,基于共同的民俗文化传统。 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从秦至清,分分合合的政权更替,占据文化霸权、全面控制民众思想的儒家礼教和瘟疫、战争、旱涝等天灾人祸并没有给岭南地域造成多大影响,岭南文化里的中原根基与底色与其说是通过精英阶层以政治话语方式由上而下传达,毋宁讲是由于岭南历史上四次大规模中原移民的到来,使中原文化由民间从下而上渗透到岭南文化中,并逐渐覆盖了基础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原文化辐射较弱,岭南民众的文化素质偏低;濒临大海和海岸线长的地理优势使岭南地域的经商之风非常浓厚,形成“重商轻文”的社会风气,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大传统话语在这种文化淡化的风气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此,岭南文化的精髓在民俗文化中体现得尤为全面。岭南民俗文化即是在南越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和地域特征的区域性文化。

  1840年以后,岭南成为“西风东渐”的窗口,外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在这里掀起“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驱除鞑虏”的近代爱国主义运动高潮,为岭南上层文化注入浓重的时代意义。尽管1840年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改革开放以后岭南地域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提高使岭南文化的精英层面获得彰显,但是真正体现岭南文化精神的仍然是岭南民俗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不断变换的时代场景中不断更新自身的所指,使岭南民俗文化呈现出稳中有变,变中求衡的发展张力。在当下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岭南民俗文化同样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课题。一方面它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尚实效,重功利,开放兼容、崇新善变;另一方面这种“感觉型”的文化太注重局部的、具体的即时应变而缺乏理性的长远目光;热衷于事物表层的新奇而不关注深层的内涵;推崇个体的人性感受而忽略群体的集体规范,这造成了人们过多地注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短期经济目标,却忽视长远的社会效益,在不断提高工具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价值理性的建立和完善。因此现代岭南民俗文化中存在很多悖论,始终处于一种建设与解构的张力之中。岭南的辉煌由它们促成,岭南的进一步发展却受到它们的阻碍。近代,在政治上岭南一度领风气之先,当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后,岭南让位于中原;现代,在经济上岭南先走一步,当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全国,北京、上海、山东、四川和国内其它地域的优势被开发出来后,岭南还有什么优势?作为全国经济发展先锋的广东省近来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仅靠发掘历史文物、保护民间故事就可以完成,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积淀在社会群体心里的集体无意识和他们的文化观念。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贸易与国际接轨,思想文化与西方社会频繁互动的大趋势下,岭南民众更要具备批判意识,扬弃自身文化中直观、肤浅、保守的成分,代之以宏观、理性、国际化的视角,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寻找岭南民俗文化现代化的最佳路径。

(责任编辑: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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