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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民间——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教授
 
 
作者:叶之青 杨咏梅 添加时间:2008.10.14 来源:中国教育报
 我是时代的小人物,生平没有丰功伟绩,没有赫赫声名。我只是一个耕耘时间较长、涉猎园地较广的诚实的农夫而已。——钟敬文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2001年9月29日,由钟敬文先生的老友季羡林、张岱年、侯仁之、林林等先生主办的钟敬文教授百岁华诞祝寿会在北京大学举行,首都学界100多名学者、作家与会。会上,由郭预衡教授朗诵的钟老的这首《拟百岁自省》,浓缩了这位至今还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带着14名博士生的百岁老人不懈的人生和事业追求,引导我们翻开这位世纪老人朴素、真诚而又伟大的人生诗篇。 

  “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 

  1983年,在“五四”运动60多年后,钟敬文先生来到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塑像前,回忆起“五四”运动给自己的影响,吟出了“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的诗句。 

  1903年3月20日,钟敬文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北部一个靠近山区的小镇。“五四”运动时期,他已是在私塾和半新半旧的洋学堂上过10年学的青年了。他所在的家乡虽然远在广东一隅,但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还是很快传播到那里。他即刻投入爱国的宣传和具体活动中去。钟敬文说,“五四”运动给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使他“把生命与整个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并开始了一条新的学艺之路”。钟敬文为之贡献毕生精力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就是“五四”运动在他的心里播下的种子。 

  在“五四”之前,钟敬文已经耽爱文学,但主要是旧文学,并写了讲究平平仄仄的旧体诗。“五四”以后,他转向耽爱新文学,开始订阅《新青年》、《小说月报》。至于那时风行的《尝试集》、《女神》及《湖畔》,也都是一一购读。吸收了新文学的营养,他开始放弃旧体诗写作,学写新体诗、白话散文,并且开始发表散文、诗歌。这个时期他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荔枝小品》(1927)、《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新诗集《海边的二月》(1930),还有一个文艺短论集《柳花集》(1930)。 

  “五四”运动在否定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同时,唤醒了对民众命运、民众启蒙和民众文化的重视。1923年至1924年间,钟敬文开始读到隶属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歌谣》周刊。这份兼收歌谣、谚语、俗歌、故事、方言和民俗记录的刊物,唤起了他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感情,引起了搜集和记录这些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他拼命向周围搜求民谣、谚语和故事,撰写谈论歌谣、方言等的随笔与小品,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歌谣》周刊编辑部联系,朦胧中给他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树立了方向。当时所寄,不但是包括记录了几十首客家情歌的《峦歌集》这一类材料,也包括对当时专家论文如顾颉刚文章的回应。由于他的向心力和勤奋寄稿,不久就被收为歌谣研究会的通讯会员。1927年,他和来到中山大学的顾颉刚等人共同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 

  钟敬文后来在回忆“五四”对他的影响时说,“‘五四’是我的文化奶娘”,“我对这场运动怀有特殊的感情,一是因为我多年来所从事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两学科,是这场运动的伴生物;二是因为我自己当时转变为追随新思潮的‘新党’,进入了这两种学科之门,也是‘五四’运动启蒙的结果。”“五四”呼唤平民意识,从而诞生了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这种平民意识深深进入钟敬文思想之中,使他树立了“做学问是为了民众,做学问不是为了自己”的思想,最终放弃了他所爱好而且已经作出相当大成就、备受赞誉的文学道路,而选择了研究民众文化的漫长人生之路。这种为民众而不是为自己的精神一直贯穿到现在,他从不后悔。 

  “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 

  “五四”运动以后,本来居于中心地位的上层文化作为封建文化而被打倒,时代要求建设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命运面临道路的选择。是全部走欧化的路,还是在民族文化内部发现、开掘有新生命力的内涵和形式?——“美雨欧风急转轮,更弦易辙为图存。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钟敬文的这首诗,表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他认为:“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交汇过程中,自然要有主体和客体。如果我们创造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体性(像身体没有脊梁骨),即使真能现代化,那又有多大意义呢?如果要使祖国的新文化成为有体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重视自己千万代祖宗创造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钟敬文认为,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除了主要体现为经典文献的上层文化之外,更大量的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文化即下层文化,是历代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财富。在20世纪20年代,钟敬文就提出“下层文化”是“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汇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传统文化。80年代初,钟先生正式提出文化分上中下三层的主张:“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比如经史子集等,也称经典文化、精英文化。其次是中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城市的市民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比如明清的时调、通俗小说等,也称通俗文化、市民文化。它是上下层文化发生联系的中介。最后,是下层文化,从阶级上说,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比如民间文学、民间工艺等。” 

  80年代,钟老提出“民俗文化学”的概念。这是因为在从“五四”到80年代的现代民俗学运动中,重视口头文学、宣传通俗文艺、提倡白话文和推行国语,以及收集整理一般民俗资料,既是民俗学现象,也是文化学现象。此外,还有两点考虑:首先,这个概念适合我国国情。中下层文化是基础部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以及渔民、工匠等劳动者。第二,民间文学传播靠口头,但借助文字记录下来,使我们民族拥有丰富的民俗文献遗产,同时也表现出民俗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钟敬文认为,民俗文化学的效用,有两方面:一是保存现有的民俗遗产。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正是由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地位及相关的人民心态所决定的。二是研究民俗、认识国情(包括广大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在内),以利脚踏实地参与现实改革。 

  无论是对具体民俗事象的考察,对整体民族文化的理解,还是进行学科的理论建设,钟老都反对本本主义,他认为,真正好的学问是一个人悟出来的。他反对简单的照抄照搬前人或外国人的理论。1998年,钟敬文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认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提出中国民俗学要发展,从原则上说,其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从早年的民间文艺学,到中期的民俗学,再到晚年的民俗文化学,再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是一个不断在事业上开拓和深化的过程,不断把自己的事业与民族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不断把局部研究上升到一个大文化系统层面上、进行学科建设总体设计和学科理论体系构架的过程。 

  “劳民文艺堪千古,发采扬辉要我人” 

  郁达夫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收有钟敬文的《西湖的雪景》等四篇散文,并在“导言”里说:“钟敬文出身于广东汕头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梅县(按当作“海丰”)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是令郁达夫十分惋惜的是,钟敬文从3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热情呈现退潮之势。原因之一,如1930年钟敬文在《湖上散记》后记里所说,他认为:文艺创作是应负有社会任务的,它不是个人的消闲事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专心于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和有关活动。30年代,文艺创作是热门,民俗学是冷门,“但我已经认识到,中国需要自己的民俗学。从上个世纪起,就有不少外国人来华,利用传教、旅行的机会,搜集中国的民俗资料,回去写他们的书,有的还进行他们的殖民文化宣传,他们却反而说我们中国人缺乏想象力,这对我刺激很深,感受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我想到了放弃文艺创作。”最近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放弃散文创作,还因为已经认识到他以前的散文多是个人感情生活之作,30年代他已经接受了文学作品应是为社会、为民众而作的思想,开始从个人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钟敬文在他的《诗论》中说:“文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宗教。”在他对人生和事业道路的选择中,我们正是看到了这种殉道的精神。他曾经对朋友说过,“写散文,我不写,还有别人写;民俗学,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坚持下去,至少当时是这样。”“这种研究本身是一个庄严的事业,是民族民众所需要的事业,它的意义远大于我个人对散文诗歌的兴趣和爱好。”钟敬文的学艺之路,是以民族民众和时代的需要为选择的。 

  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钟敬文的学术道路与中国民间文艺学、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道路一起延伸——1927年,参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建立,主持民俗学传习班的事务,编辑中大《民间文艺》12期、《民俗》24期; 

  1930年,与娄子匡等在杭州一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间》、《孟姜女》等刊物以及丛书数种,又编印《民俗学集镌》两册。在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讲授“民间文学纲要”,为民间文学较早步入中国高校的尝试。这段期间开始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制作,制作了50多个故事类型,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1950年,创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80年代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1953年,在北师大创建“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 

  1977、1978两年间,参与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恢复工作。此间他草拟《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分头请顾颉刚、白寿彝等教授签名,呈交中国社科院领导;同年秋,该院颁发的应该研究的29种社会科学学科中,就列入了“民俗学”的科名; 

  1979年春,钟敬文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为期一年的高校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他要求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共同编写教材,并献出了他多年积累的讲稿作底本,在一年时间内,完成了由他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 

  1983年,他主持成立了中国民间文学史研究小组,项目被列入“六五”规划文学艺术学科的重点。五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四川,南至两广,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1984年开始,参加组织了全国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搜集和编纂工作,任总编委常务副主编兼故事卷主编; 

  1997年起,总监八卷本的《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的编辑(他的学生苑利任主编),今年年底之前将全部出齐。 

  …… 

  在将近80年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钟敬文耗尽了毕生精力,也换来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民俗学得到了全面的复兴,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这些与钟敬文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茵园” 

  如果说,钟敬文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已经发挥了极大的个人作用,那么,他的这种作用还不如他培养人才所起的作用大。 

  跟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钟敬文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许多做学问的大好时光被耽误了。改革开放后,曾有人问钟先生今后有什么样打算,他意味深长地说:“一粒麦子,种在地下,在适当的条件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出来的不是一粒,而是很多粒麦子。”1982年他写道:“我们希望看到,也一定能够看到的,是那‘满园’的‘春色’。至于‘一枝红杏’的是否‘出墙’来,又有多大关系呢?”90年代初,钟先生的博士生董晓萍问他:“大自然中的颜色,先生最喜欢哪一种?”先生思忖片刻,回答说:“新绿。”这个“新绿”,蕴含的是年轻一代学术传承者的意思。 

  30年代钟敬文住杭州的时候,顾颉刚曾很严肃地对他说:“希望钟先生潜心十年,写成一部精审的著作!”从那以后,钟敬文一心要写出一部有三五十年生命力的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著作。他从1934年至1936年到日本去学习两年多,也与这一愿望有很大关系。后来,他选定了《女娲考》(或作《从女娲神话看我国原始社会史》),有关材料也收集了不少。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动荡,他一直未有条件完成这一专著。“文革”之后,有条件了,却又有了新的想法,1983年他曾说:“……至于写作那准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中,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教导!去年我在一个论文集序文的末尾,写了下面意思的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和鲁迅先生谆谆教导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他的博士生杨利慧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女娲的神话与信仰》。论文通过答辩之后,钟先生说:“写得不错。我给了她指导,她自己搜集资料,自己研究写出来的。写得不错。” 

  钟敬文20年代起就从事教学工作,解放后,1953年在北师大开办“人民口头创作研究生班”,连续招了四届研究生。“文革”后,钟敬文以非常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加紧人才培养。1979年夏,他主办了短期的民间文学讲习班,高校教师、文科研究所、地方出版社等60余人参加。秋天,他招收了6名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1983年暑期,根据他的建议,举办了民俗学讲习班。他冒着酷暑为讲习班作了几个专题报告。80年代以来,他的教研室培养的已毕业的博士就有30多名,现在正带着的博士生还有14名。如今,他的学生多数成为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骨干,有些还成为中青年博士生导师。 

  钟敬文经常买书给他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他想,老师买书给学生,他们不会不读吧。他对他的博士生要求非常严格,他对这些学生说:我是替国家在这里选择人才,不是私对私的问题。他以高龄之身坚持给学生讲课,97岁时,有一次要上课时电梯停了,他就从楼梯登上六楼,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课。他的学生说,钟先生爬六楼给我们上课,是经常的。 

  这就是“一粒麦子”和“很多粒麦子”的哲学。这种哲学里面的灵魂,就是钟敬文自己所说的:“中国这么大,如果每一个读书人都搞个人的一套,发展就不一定大。我想过,像我这样的人,假如我只管自己去发展,走个人的路,也许境况比现在好一点,但对学科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就未必真有好处。”“子女是我们肉体的继承人,学生是精神的继承人。我觉得精神的继承人甚至比肉体的继承人更加重要。为着培养精神的继承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完全值得的。” 

  钟敬文在20年代中后期就接触马列主义著作,马、恩的《共产党宣言》等对他的世界观起了重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他又阅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和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特别是后者更是长期反复阅读。抗战前期,他曾有两年多时间投笔从戎,斗争实践使他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到思想的升华。钟敬文说:“前线的抗战实践,使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和整个人生观统一起来了。我深切体会到,我的学术,再也不能是与当前社会和人民没有(或很少)关系的东西。从此,我不管在一般文艺理论上,还是在民俗学理论上,都要求自己与社会,与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我的脑海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标准。……我的那种基本精神和目的是磬石般不能移转了。”他认为,他的学术不能“作为一种摆设,而不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哀乐和生死存亡”!——钟敬文的朴素、真诚、平凡和伟大,大概就在这里吧!(感谢钟少华、钟宜先生和北师大中国民间研究所资料库提供图片和有关资料) 

  生平简介:钟敬文广东海丰人,1903年生。20年代初毕业于陆安师范,后曾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任教,1934至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神话学及民俗学。1949年到北师大任教至今。现为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顾问。主要著述有:《民间文艺丛话》(1928)、《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1930)、《柳花集》(1930)、《诗心》(1942)、《民间文学概论》(主编,1980)、《民间文艺谈薮》(1981)、《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1982)、《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1982~1985)、《新的驿程》(1987)、《钟敬文教育及文化文存》(1991)、《兰窗诗论集》(1993)、《芸香楼文艺论集》(1996)、《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1996)、《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1996)、《民俗学概论》(主编,1998)、《钟敬文民俗学论集》(1998)、《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1998)、《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诗学及文艺论卷、民间文艺学卷,1999~2000)、《中国民间文化讲演集》(1999)、《建立中国民俗学派》(2000)等。 
(责任编辑: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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